AnneFrank:TheCollectedWorks.
TranslatedbyNancyForest-Flier,SusanMassotty,MirjamPresslerandKirstenWarner.EditedbyMirjamPressler.BloomsburyContinuum.30May.pages.50(US$70).
年，安妮·法兰克十三岁时，她开始记日记。两年后她的日记戛然而止——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三天后，她和家人被党卫军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藏身之处抓出来，并被送往一个位于荷兰的集中营，随后在年9月，他们被塞进了最后一班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的拥挤的牲畜车厢。在饥饿、虚脱和斑疹伤寒肆虐下，年4月安妮和姐姐玛戈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几周后，英国军队解放了那个集中营。
梅普·吉斯（MiepGies）曾帮助过法兰克一家，保存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后转交给她的父亲奥托。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这份日记在他修订后先是被荷兰的几家出版社拒绝，等到年才首度出版。在删除了一些有关德国人的不满言论后，于年出版了德文本。但要等到年双日出版社在美国发行这本书后，它才真正扬名世界。当时的编辑芭芭拉·齐默尔曼（BarbaraZimmerman）是安妮·法兰克的同龄人，她婚后成为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Epstein），并与友人共同创立了《纽约书评》。如今这本日记已经被翻译成超过六十种语言，在日本甚至还有了漫画版。
是什么让这本日记能够在大屠杀的各种记录里独树一帜？是因为作者还只是一个年轻女孩，从而为这个故事加入了一层纯真被残暴碾碎的悲悯吗？还是因为当这本书问世的时候，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仍然被包裹在有罪的沉默中，而她为那些无人哀悼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张人性的面容？或者是否因为这本日记的某种语气与风格，将一个早熟少女的文字转化为一部文学作品？
安妮日记的一页
这本书能有这样非同一般的反响，必然与安妮作为一个少女的身份有关。谋杀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人，虽然同样令人发指，但就没有那么凄美。对于很多人来说，安妮·法兰克是一位圣人。法兰克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难民躲藏的公寓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运河河畔，如今已经成为圣地，数百万人来此拜访，他们在此落泪、留影、献花，凝视着由安妮收集的电影明星别针装饰的近乎神圣的墙壁。奥托·法兰克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位神父的信，信里提到这位神父曾经向安妮祈祷，就像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徒那样。在日本的西宫市有一座安妮的玫瑰教堂。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为安妮追授了一场洗礼，将她纳入他们之中。甚至有人宣称曾经目击安妮显圣。几年前，在他们躲藏之处后面的花园里的一棵七叶树患了病将被砍倒的时候，人们发起了一个运动来试图保留它。安妮曾经在后窗的窗帘缝隙中看着这棵树，它因此成为一个珍贵的遗迹，需要得以保留。这棵树终究没能活下来，但在它被风暴吹倒之后，有些访客们从树桩上剥取木片，像真十字架的残片那样珍视它。
患病的七叶树
这种基督教的意象并非巧合。犹太人没有圣徒。但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某些事例仍然被基督教化了。圣徒现象与烈士相连。一座位于洛杉矶的大屠杀纪念中心就名为烈士纪念馆和大屠杀博物馆。烈士并不仅仅是一名受害者。烈士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像基督那样，他们为了某种理念、某种原则、或者某项事业而牺牲自己。宗教般的信念浸透在他们的鲜血中。烈士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获救的机会。他们遭受的苦难应当使他们更加高贵，也使得那些敬拜他们的人与有荣焉。
将安妮·法兰克视作烈士的提法并非完全由基督徒发明。奥托·法兰克毕生致力于将他女儿的日记作为一个充满希望和救赎的故事来推广，将这本书描述为“在犹太人的苦难中结出的果实”。当然，人们可以从任何神圣的文本中汲取经文，以证明有时相当矛盾的观点。正因如此，人们可以在安妮·法兰克的日记中找到词句，来证实犹太人所遭遇的“殉难”具有特殊意义的观点。在年4月11日，她写道：“在世界的眼中，我们在劫难逃，但如果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之后，仍有犹太人存活，那么犹太人将被视为一个范例。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宗教能够教诲全世界及世界上所有人关于良善，这就是我们必须受苦的原因，唯一的原因。”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阿莫斯·奥兹在接受一家德国报纸采访时所谈到的，当时的话题是基督教通过苦难获得净化的理念。奥兹说，在很多人眼中，犹太人被大屠杀而“净化”，“就像毒气室里的淋浴喷头向受害者喷出了道德上的消毒剂”。这也许能够解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极端观点：犹太人应当比其他人更好，更圣洁；因此犹太人的不当行为应该遭到特别的谴责。
将安妮·法兰克日记作为某种救赎的来源或者至少是安慰的概念，在年，经由两位好莱坞剧作家弗朗西斯·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撰写的话剧获得了进一步的宣扬。该剧中著名的结束语摘自她年7月15日的日记：“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人心本善。”由此，本应在安妮的悲惨死亡中结束的故事，被赋予了令人振奋的好莱坞式结局。
然而，这句话的语境并非积极向上。安妮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与绝望斗争。在那句引文的同一段，她写道：“我听到雷鸣步步进逼，那雷声有一天也会摧毁我们，我感受着数百万人所遭受的苦难。”但她也认识到“将我的生活构建在混乱、痛苦与死亡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次抓住一线希望的尝试之前一个月，她也曾表露过对人性的某种更加暗淡的认识：
我不相信这场战争仅仅是政客或者资本家造成的。不，每个人都同样有罪……人人都有一种破坏性的冲动，愤怒、谋杀和杀戮的冲动。直到所有的人类，无一例外地经历彻底转变之前，战争将继续爆发，所有被精心建造、培育和种植的东西都将被砍伐和摧毁，只为了从头再来！
这样的情绪并不能让安妮·法兰克成为全球敬拜的对象。也很难想象在年的电影中，由米莉·柏金斯饰演的安妮·法兰克，也会怀有这样的想法。这也不是奥托·法兰克想要强调的一面。过多地